2020年12月11日，对孙思博来说，是终生难忘，也是备受折磨的一天。他甚至在被警察带走时，脑子里还是空白的。幸运的是，警察既没有用任何肢体上的压迫，也没有用任何言语上的羞辱，“他们只是说，你这么坚持，就跟我们回去调查一下。”
那一天，这个东北城市的夜间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十度左右。孙思博跟着两个警察走出电梯，前面的警察掀起棉门帘、推开铁门时，他甚至不敢抬头看周围擦身而过的年轻人，也是这个1989年出生的小伙子的同龄人。
就在孙思博木偶一般，被警察身上无形的手推着走时，那个健身房打扫卫生的大叔气喘吁吁地从楼梯跑下来，大嗓门地说，“他说算了，不报警了！”
孙思博说，“就是这四个字，我一下子哭了。我没想过，自己这么软弱。”
“我有三个健身房的健身卡。”
孙思博并不是一个位健身爱好者，但他在同事眼中，是一位非常喜欢去健身房的人。每天下班后，他都会拎着一个黑色的健身包去健身房。“我有三个健身房的健身卡。”孙思博说。
2019年年底，孙思博还是一位有着男朋友的同性恋者。孙思博的前男友是一个健身爱好者，准确地说，是一位跑步爱好者。甚至是数九寒天，“他都会去跑步，每次至少跑半个小时。”孙思博不清楚男友会跑多远，但他会根据男友的袜子、内衣的汗湿程度，揣测男友跑了多远。
孙思博甚至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带着汗味、体味和男人特有的味道的内裤、袜子感兴趣的。当男友第一次看到孙思博抢着帮他洗内裤和袜子时，还满心窃喜。而在一个准备去跑步的早上，男友发现卫生间的脏衣服桶里，竟然有半桶自己穿过的内裤和袜子。那天他没有去跑步，而是质问孙思博，“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那天，男友忍着刺鼻的氨气般此味道，把所有的脏衣物都洗了。孙思博看着滚筒洗衣机不停地转动，从最初被发现、质问时的紧张和不知所措，这一刻，他觉得“我的快乐都被洗掉了。”
从那天起，男友一定要每天都洗内衣和袜子。“他不信任我，他觉得我是个怪物。”那是2019年9月。隔了半个月，男友提出要和他分开睡，他们已经同居两年了。孙思博有些委屈，“为什么？”“我最近睡不好。”男友抱着被子和枕头，把卧室的床留给了孙思博。
孙思博慌了。那天他睡得很差，在梦里，他一直在吵架，而对面的人，却看不清。孙思博把自己“吵”醒时，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房间里很黑，他甚至听不到男友的呼吸声。“同性恋不也被人歧视吗！为什么男朋友还要歧视我？”
2019年12月，单身一个多月的孙思博在距离住处三公里、开车需要十多分钟的健身房办了一张健身卡，“很便宜，一年只需要八百块钱。天天去洗澡的话，也值回票价了。”孙思博想要的，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袜子
2019年12月21日，孙思博把那双不知谁遗落在更衣室里的翡翠绿和橘色相间的美津浓运动鞋放进背包里时，只来得及快速地扫了一眼墙上的镜子，确定在这一排的更衣柜之间，除了自己，并无他人。
从健身房出来，孙思博压抑着越迈越快的脚步，开车时差一点闯了红灯。然而到家以后，他还是失望了。这是一双过于“干净”的鞋。汗味很淡，似乎刚被曾经的主人洗刷过。孙思博没什么兴致地把这双鞋扔在了橱柜下面。
而就在第二天去健身房时，孙思博的脑子里冒出“做贼心虚”四个字。原本打算像往常一样冲个澡就走，可怎么都感觉不对劲。似乎那些在跑步机上、健身器械上运动着的男人们中，有一个就是那双美津浓的主人，狠狠盯着自己。他是一定要运动一下来掩饰自己了。
那天是孙思博第一次真的健身。他先在跑步机上跑了六七分钟，便汗如雨下。再举了几下哑铃，眼看着腋下湿了一大片。孙思博有些尴尬，忙躲进浴室冲澡。在把运动T恤和短裤塞进塑料袋里时，他下意识地嗅了一下，“没什么特别的味道。”孙思博有些失落，“如果自己出的汗，也能让自己觉得刺激的话，就不需要‘拿’别的男人汗湿的衣服了。”
孙思博有些恨前男友，“如果他愿意跟我在一起，我就不需要被逼着去‘拿’别人的衣服了。”孙思博还留着几件前任的脏内衣。但味道早已经散去了。
晚上九点多，孙思博关好房间的门。准备把前任的脏内衣塞进嘴里打个飞机时，却发现，脏内衣不见了。他翻了半天，不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也不在衣柜的最下层。孙思博心里咯噔一下，自从他搬回父母家里，时常感觉被父母“监视”着。
但父母并没有问孙思博这些脏衣服的来历。孙思博身高只有175厘米，而前任身高将近185厘米，就算是内衣，也大了整整一个尺码。
可孙思博所在的健身房，每一次都要在前台用健身卡换手牌，就像公共浴室那样，用手牌才能打开更衣柜的磁性锁。孙思博大部分时间是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偷到被汗浸湿的衣服的。何况更衣室里总是人来人往。
这天，孙思博好不容易瞅准了机会，把不知谁换下的、扔在长椅上的脏衣服迅速地放在鼻下，深深地吸了一口。那种潮湿衣物和皮肤贴合所带来的触感、浓重的汗味混杂着臭味，让这个本就有些地包天脸型的男人，在那一瞬间打了兴奋剂一般，起了生理变化。
这样的感觉太久违了。然而，由远及近的脚步声提醒孙思博，他需要马上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才不会被别人发现一个“怪物”。
但孙思博终于得手了。他趁着洗完澡，见到自己衣柜旁的地上，摆着一双运动鞋，鞋里塞着一团皱巴巴的袜子，他装做系鞋带，迅速把那双袜子握在手心里。
从健身房走出去，孙思博忙不迭地用手捂住口鼻，贪婪地嗅着手心里留下的袜子的味道，夜风吹来，他的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满足。
“谁能想到还有人偷汗湿的衣服”
孙思博到底提出，他想从家里搬出去。母亲表示反对，“还是不要出去住了，上次你搬回来，我发现也不知道你从哪里带回来的脏衣服。都臭了，我就顺手扔了。你这种马大哈的性格，出去肯定会丢东西的。还是在家里住，我们比较放心。”显然这时，母亲还没有察觉那双扔在橱柜下方的美津浓。
那段时间，孙思博过得不顺利。2019年10月底，孙思博的健身衣裤在健身房里丢了。他不过就是去冲了个澡，也不过十几分钟，出来时发现放在长椅上的健身衣裤不见了。
“我只是没有放到柜子里，谁能想到还有人偷汗湿的衣服。”孙思博和健身房的前台说。他面不改色。
让孙思博没有想到的是，前台喊来了经理，经理对孙思博说，这是他自己的原因，“谁让你不锁好？”这句话让孙思博心里非常不舒服，他选择了打110。
警察很快赶来了。孙思博的这通电话似乎打扰了这两个警察的夜晚，其中那个矮胖子非常不耐烦地管前台要了一张用过的纸，纸的正面都写满了字，警察在纸的背面抄下孙思博的身份证号和丢掉衣服的价格，然后让他在这张还没有一个直尺宽的纸上签字，转身就要走。
“这就完了？”孙思博很诧异。
“你还想怎么着？这都九点了，健身房也要下班。”警察说完，又指了指前台和经理，“人家就是两个小姑娘，你一个大老爷们，东西丢了，还为难她们。”
“丢东西的是我，我才是受害者。”孙思博争辩。
“那你起诉吧！”警察头也不回地走了。
看着警察的背影，孙思博笑了。“原来警察根本就不会管这样的事情。”他不会再为自己“拿”别人的衣服而感到紧张了。
然而孙思博并没有高兴太久。2020年的新冠疫情，让这家健身房在关门了半年左右就逃之夭夭。据说有不少会员前去起诉。而孙思博觉得最亏的，不是那还剩五百多块钱的健身卡，而是自己在这家健身房只偷到了一双袜子和一双并不怎么喜欢的运动鞋。
2020年5月，孙思博开始着手寻找新的健身房。他发现距离住处最近的健身房，车程都在四十分钟，那还是一个健身工作室。
与传统意义上的健身房不同，这样的健身工作室占地面积小，以一对一的私人训练为主。人员的流动性上远比传统健身房要小很多。可孙思博不想再等下去了，“一来不知道健身房什么时候开；二来憋着太难受了，喘不过气来似的。”也许这种健身工作室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孙思博抱着一丝希望。
“如果不这样，可以不可以？”
孙思博花了1988元，在这个健身工作室办了有效期四个月的私教会员课。但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除了教练，这里并没有看到其他的会员。
“因为疫情，所以教练约课的时候，把会员之间的时间都错开了。”孙思博更没有想到，健身工作室和传统健身房有着很大的区别，“这里的会员就算彼此之间不见面，教练心里都有数。怎么可能真的拿别人的衣服？”
到了6月，健身房、洗浴中心、电影院等公共场所陆续恢复营业。这天，孙思博一走进健身工作室，就看到一位面容硬朗的年轻男人在跑步机上。男人的身材并不算好，小肚子也挺明显，但散发出来的男人气质牢牢吸引了孙思博的目光。甚至上私教课的时候，连教练都察觉了孙思博的异样，“他可不是新会员，在这里锻炼的时间比你长。他就是旁边部队的。最近管得严，出不来。”
那天，兵哥哥跑完步，澡也没洗，换了衣服，去找教练聊天了。孙思博在只能容下一个人的男更衣室里，把门反锁上，看到更衣柜里扔着被汗浸透了的短裤，拿起来狠狠地过了把瘾。可惜的是，兵哥哥并不能每天都来。
孙思博发现，健身工作室的四个教练常常把自己锻炼时候的衣服随手扔在更衣柜里，有时就忘记拿走。这成了他每天都去健身工作室报到的动力，还省去了无法在家里藏好别人的脏衣服的苦恼。
孙思博还是心虚的。连着一周，他发现更衣柜里看不到教练的衣服，心里暗自揣摩，究竟是自己的怪癖被发现了，还是教练最近洗衣服比较勤快？那几天，他去“锻炼”总是草草结束，又连着半个月天没去。直到教练问他怎么了，他才放下心来。
短短半个月，孙思博没有闻过浓烈的男人体味，走在大太阳下，他觉得阳光都是灰色的。这天，到底没忍住，拿起男浴室里挂着的、教练用的毛巾——这四个95后教练，都把毛巾挂在浴室里。
伸出手前，孙思博迟疑了一下。在他看来，毛巾和男人穿过的短裤，差别很大。虽然说不清楚具体的原因，可总是差那么点意思。硬硬的毛巾握在手里，心里也没有太多的激动。毛巾上散发出来的是浓重的、因为空气不流通导致的奇怪味道。他甚至怀疑，那些教练是怎么用这些毛巾搽干身体的？
兴味索然地把抹布一样的毛巾都重新挂在墙上后，孙思博站在花洒下的热水里，仰起头，第一次问自己，如果不这样，可不可以？
“给自己买个冰淇淋”
孙思博确定自己“中了毒”，是在工作中找加工厂的人协调工作的时候。那是一个身高175厘米左右，身材微胖的年轻男生。不知道是因为一直忙于工作还是其他的缘故，男生的格子衬衫上散发出淡淡的汗味，这让孙思博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本来可以当时就协调解决的问题，被孙思博硬是撑着和那个男生见了四五次面才结束。因为工作上早就没有太多可以讨论的细节，两人大部分时间都在闲聊。男生告诉孙思博，自己的老婆怀孕马上就要生孩子了，于是想多干一点。“他说忙得快一周没洗澡了。”孙思博的眼睛放了光。
孙思博到底决定，再找一家健身房。而这次，他显然不能一味地以离家近为标准了。“要找一个男人味重的健身房。”孙思博锁定了一家位于大学旁边的健身房，“开车来回要一个小时。”这对孙思博来说，算是很远了。
第一次去参观这家健身房，孙思博就十分满意。也许是自己的表情暴露了想法，在谈价格的时候，销售客服坚持年卡一千五百元，“其实，这里的设备和场地，跟我原来的健身房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原来的健身房一年才要九百块钱。”
看出孙思博的迟疑，销售客服说，“哥，你看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学生、都是年轻人，至少从视觉上、氛围上，跟其他的健身房就不一样。”这句话打动了孙思博。
孙思博很快感觉出来学生多的健身房的特点，一是没有什么品牌的运动服，基本上都很便宜，二是这里有一多半的男生在运动时不会锁上自己的更衣柜，或许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贵重物品的缘故。
通过交友软件，他在这里也认识了三个同性恋朋友。虽然对其中一个健身之后从来都不洗澡的男生颇有好感，但对方和他并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孙思博感觉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理解自己，自己注定就是要在黑暗里爬行，用他的话说，“像蚯蚓一样”。
孙思博喜欢说自己是蚯蚓。健身房在他看来被分成两层。外面的健身区好像阳光可以照射的地面，而更衣室则是属于蚯蚓的地方，又温暖又神秘，还散发着让他痴迷的味道。
差不多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孙思博每天都去健身房。他很快摸清了规律，一般晚上七点前后更衣室里的人是最少的、衣服是最多的。在那十几分钟里，他会装作开错了柜子，挑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男生的衣柜，快速地翻几下。如果有内裤最好，但大部分人是穿着内裤健身的，所以通常只能翻到裤子或者是内衣。
“当然很紧张，但这让我更兴奋。”孙思博甚至跟自己约定，如果哪天翻到了男生的内裤，并且玩弄一番的话，他会给自己买一个冰淇淋，算作是幸运日。
“你在干嘛”
孙思博最近还蛮顺利，但他最希望闻到的是一位穿着墨绿色篮球短裤的男生。而在接下来几次和那几位同性朋友提起“绿短裤”时，大家都说有印象，这个人“练的很好”。
孙思博好歹是硕士毕业。他察觉到，这么有目标性的“动手”，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也抱着一丝侥幸，万一不被发现呢？
为此，孙思博花了整整半个月时间，确定了“绿短裤”的健身规律，每周一和周三，“绿短裤”是一定会去健身的。但那两天也是健身房里人最多的日子。孙思博发现，“绿短裤”和四五个人在健身房里经常一起锻炼。他不清楚这对自己来说是好还是坏。
孙思博一直都觉得自己没准备好。他也对自己说，“要不然就算了，也不是非他不可。”可总有点不甘心。
那天换完衣服，在更衣室的门口，孙思博跟两个男人擦肩而过，那么短短的几十秒钟，他听到其中一个男人说，“最可怕的是不结婚不要孩子。”而另一个男人则说，“那天我发现自己的衣服被人翻了，东西却没丢……”
这看似没头没脑的对话，让孙思博心里咯噔一下。他没敢回头看那个说自己衣服被翻过的男人，凭直觉他知道那个男人至少有四十岁了，屁股扁平、肚子不小。
与做直男眼中“没结婚、没孩子”的“怪物”相比，孙思博更后悔看到了一个被自己“享用”过的衣物的主人的模样，“特别后悔，觉得很别扭。”但与此同时，这激发了他的“斗志”。
就在第二天，孙思博动手了。他不想等了，“大不了就是被发现了。大不了就不再来这个健身房了。”那天，他在跑步机上溜达了好久，终于挨到快八点，“绿短裤”和另外两个人说笑着走进更衣室，孙思博跟在他们后面。
当看到“绿短裤”用的更衣柜在靠近淋浴的过道里，孙思博对自己说，“摸一下，就算赢了。”也许是人少了，“绿短裤”也没有锁更衣柜。
就在孙思博紧张里参杂着兴奋地拉开“绿短裤”的更衣柜，手伸进去时，听见有人在身后问，“你在干嘛？”
接下来的一切，像一部看不清、记不住的电影。有人报了警，有人用手一直握着孙思博的胳膊。健身房马上就下班了，人很少。来看热闹的健身房工作人员看到两个警察到来时，前几分钟还是看热闹的表情，此刻变成了一副“又要晚下班”的愁眉苦脸。
“丢了东西？”一个警察问。孙思博站在一边不吭声。见没人回答，另一个警察指着一直抓着孙思博的小伙子，“你干嘛呢？你以为真是贼啊！松开！”
那一刻，孙思博忽然觉得，也许跟着警察一起离开，是最好的。他有些怕，如果警察把他留下来，“绿短裤”那几个人会不会“替天行道”。
“我跟你们回去调查。”孙思博按照电影中他所熟知的台词，对两个警察说。“调查什么？”一位警察颇为惊讶，“没人丢东西。你是不是翻错了柜子？”
“不是，我只是想跟你们回去做个调查。”孙思博的语气透出了哀求。警察似乎明白了。示意他跟着走。孙思博套上了卫裤，披上羽绒服。不理会“绿短裤”等人的目光。
他“逃”了出来。
然而，在进了电梯的那一瞬间，孙思博多少有些担忧，“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把我带回派出所？”两个警察只是沉默地走在前面。实际上，就算孙思博出了电梯，掉头就跑，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而就在走出电梯时，打扫清洁的大叔追了下来，“宣布”他“被释放了”。孙思博忍不住哭了。
他心里更多的是一种委屈，“我可能没办法再做一条蚯蚓了。土壤都被掀开了，大家以后会唾弃我。”
过了几天，孙思博在微信上和那个运动之后不洗澡的男人打招呼，发现对方早把他拉黑了。
孙思博呼出一口气，这样很好，至少轻松了。